第34章 领悟生命的真义 (2)

第十二章领悟生命的真义(2)

最后,有少数人会向往那种终极的自由:不为形役,与天地合一,逍遥自在。就像中国的庄子,他为什么能够达到那种在天地之间逍遥游的人生境界?自由,是因为他不在乎,我们只会被自己真正在乎的事情拘束住。

不自由会怎么样?就会感觉很“闷”。我们看中国古代造字很有智慧,“闷”,就是一个“门”里面有一颗“心”。就是说,你把自己的心关在一扇门里出不来了,就会心中烦闷。

我们能不能打开这扇门呢?这全在我们自己。所谓“看破”才能“放下”,这就看我们有没有那种“看破”的智慧了。

人活着的时候,名与利二字最重,但到了大限将至,我们立马就能将其“看破”。老子说:“吾有大患,为吾有身。”要“看破”生死,那可就难了。

《论语》当中记载,子路问鬼神之事,孔子淡淡地说:“未能事人,焉能事鬼?”活人的事你还没弄明白,怎么先想着去侍奉死人?孔子是告诉子路学习还是要先朴素一点,从眼前开始,别去考虑虚无玄远的东西。

但生死是大,子路不甘心,他接着问道:“敢问死。”死亡是怎么回事?

孔子又淡淡地告诉他:“未知生,焉知死。”连生的道理还不明白,怎么能够懂得死?

从这段记载当中我们可以看出,孔子是主张积极入世的,对于生死之事,他很少谈及。至于他老人家到底是不是“看破”了生死,我们就不能妄加揣测了。但庄子之“看破”,应该是毋庸置疑的。

庄子有一个“鼓盆而歌”的故事。是说庄子的结发妻子先他而去,好朋友惠施前去吊唁。到他家一看,庄子在那敲盆唱歌呢。

庄子告诉他:老伴刚走的时候,我怎么能不难受呢?但是现在我突然想明白了一个道理——察其始而本无生。当我真正追本溯源去观察最初的开始,发现人原本没有生命。没有生命就没有形体,没有形体就没有气息。天地之间,无非是一股气一股气聚集起来,然后逐渐找到一个形体,由形体孕育出生命,人就是这样来的。

现在,我妻子顺着这条路回去了,她比我先走,此时此刻,她也许正在一个密室里,踏踏实实地睡觉。她解脱了,我还不高兴吗?想到这里,我就忍不住敲盆唱歌啦!

面对亲人之死,庄子如此坦然欣慰。这种达观、超脱的心态,一些大智慧者也能做到。在我国民间有一个说法,叫做“红白喜事”:红喜事,是嫁娶,生命繁衍的开始当然是一桩喜事;白喜事,是寿终天年为老人送行,也是一桩喜事。所谓红白,只是生命的两端,生与死之间不过是一种形态的转化,为什么不喜呢?

如果真有庄子这样的心态,我们一定会少了许多牵绊和苦楚。

自古到今,生老病死,总免不了有一番相送。庄子是怎么面对他的一死呢?他有很多学生,大家在商量,老师如果真有一天,到了百年之后,怎么给老师打点身后之事?

庄子对他的学生讲:我死了以后,什么东西都别准备,我就用整个天地做大棺材,日月为连璧,星辰为珠玑,万物是我的葬品。我就要这么一个大葬礼,直接把我扔出去就完事了。

学生不敢,说如果不给老师弄个小棺材,扔在外面,被野兽吃了怎么办?

庄子想了想,告诉学生:我要是扔在荒山之上,可能是被那些苍鹰、乌鸦,天上的飞鸟飞禽啄食了。如果你们把我装在棺材里,埋在地底下,有朝一日木朽人烂,我喂的就是地下的那些蚂蚁、蝼蛄,所有地底下的小虫子。到时候,无非就是个饲料而已。干嘛要抢天上飞鸟飞禽口里的食物,去喂地底下的小虫子呢?你们也太偏心了吧!

这就是庄子对生死的看法。庄子的这个看法,让人想起在西藏某些地方流行的天葬。它是藏地古老而独特的风俗习惯,也是大部分西藏人采用的丧葬方法,因为藏族认为其祖先来自天上,死后归天。

藏语称天葬为“杜垂杰哇”,意为“送(尸体)到葬场”;又称“恰多”,意为“喂鹫鹰”。据此可知这种“天葬”亦可谓之“鸟葬”。天葬,就是将死者的尸体喂鹫鹰。

天葬在天葬场举行,各地有固定地点。人死后,停尸数日,请喇嘛念经择日送葬。出殡一般很早,有专人将尸体送至天葬台,天葬师首先焚香供神,鹫鹰见烟火而聚集在天葬场周围。

天葬师随即将尸体上的衣服剥去,按一定程序肢解尸体,肉骨剥离。骨头用石头捣碎,并拌以糌粑,肉切成小块放置一旁。最后用哨声呼来鹫鹰,按骨、肉顺序喂食,直到吞食净尽。

其实在很多文化中,一些理念是相通的,那就是豁达,而豁达是解脱的前提。在媒体上,我们有时会看到一些关于抗癌明星的报道。过去一听说得了癌症,几乎就是判了死刑,但为什么有的人能活很多年?

因为他有一种内心的调理,他乐观。他自己不惧怕死亡,奈何以死惧之?当我们看破了名,想透了利,甚至不惧生死,那我们的心灵空间该有多大啊!那是一种大境界。

可能有人会有疑惑:庄子看破了这么多,这个人是不是很消极啊?对他来讲,一切已经无所挂碍了,他还在乎什么呢?

看破一切,并不表示他可以游手好闲,什么都不做;或者百无禁忌,做什么伤天害理的事都不怕。看破,是一种人生的境界,是其内在的生命状态,跟他具体做什么无关。有这样一个故事:

哲学家见一位渔夫在海滩上晒太阳便奇怪地问:“你怎么不去捕鱼?”

渔夫说:“我已经回来了。”

哲学家说:“为什么不多捕一船?”

渔夫答:“吃喝够用了。”

哲学家说:“多捕鱼可以多存钱呀。”

渔夫摇头道:“存钱干什么?”

哲学家算道:“如果你每天多捕一船鱼,十年后就能买很多船。”

渔夫懒洋洋地说:“那又怎么样?”

哲学家认真地说:“那时,你就可以安安稳稳地躺在海边晒太阳了。”

渔夫说:“我现在已经安安稳稳地躺在这个海边晒太阳了。”

无论你的人生境界如何,首先还是要像一个“人”那样活着的。所谓绚烂之极归于平淡,真正的智者,往往都是深藏不露的,从外表你根本看不出他跟普通人有什么不同。

中国自古即有这样的古语:小隐隐于野,中隐隐于市,大隐隐于朝;小隐在山林,大隐于市朝。那些所谓看破红尘,隐居于山林的隐士往往只是形式上的“隐”而已。真正达到物我两忘的心境,反而能在最世俗的市朝中排除嘈杂的干扰,自得其乐。隐居于市朝,才是心灵上真正的升华所在。

佛家也有类似的说法。小乘人一般是为了使自己出离苦海、得到解脱,所以他们往往出家为僧、参禅修道,他们行的是“解脱道”;而大乘人不光是为了个人的解脱,他们以普度众生为本怀,所以他们往往在市井里巷、门庭市招随缘化人,行的是“菩萨道”。

其实入世与出世,没有本质的区别,只是心态的不同罢了。庄子在他的书里留下了很多他生活的影子,其中有很多判断跟儒家彼此呼应。只不过儒家看重的是大地上圣贤的道德,是人在此生中要建功立业;而道家看重的是更高旷的苍天之上,人的精神的自由,是人在最终成全后的超越。

中国的儒家思想,在社会这个尺度上,要求人担当,而道家的思想是在生命层面上要求人超越。担当是一份社会责任,是对于我们的“社会人”属性而说;超越是一种生命境界,是对于我们的“自然人”属性而说——二者相辅相成,互为表里,是融通无碍的。

庄子的生命哲学,绝不是简简单单的积极或消极,而是在不同的生命体系上给我们建立起来的参照系统。用庄子的话说:人生至高的境界就是完成天地之间一番逍遥游。也只有看破了内心的重重樊篱障碍,仰观天地辽阔、俯品人世浮沉的人,才是真正意义上的大写的“人”。

3.找到自己的信仰:吾心安处是吾乡

台湾诗人郑愁予有这样一首尽人皆知的诗:

我打江南走过

那等在季节里的容颜如莲花的开落

东风不来,三月的柳絮不飞

你的心如小小的寂寞的城

恰若青石的街道向晚

跫音不响,三月的春帷不揭

你的心是小小的窗扉紧掩

我达达的马蹄是美丽的错误

我不是归人,是个过客

除了把它看作一曲温情款款、凄寂婉约的爱情歌谣,我们也可以把它解读为一首充满哲理意味的诗(当然,温暖的情感和冷峻的理智都是人所必需的;但作为一本书,如果只是谈一些风花雪月的情感,未免会流于滥情。但做到“美”与“智”兼顾,确实很难,笔者也只是尽力)。

提到这首诗,是因为想起了它当中的那两个词:归人,过客。古人曾感慨说:“人生忽如寄,寿无金石固。”暂时寄居在这人世间的我们,真的就像一个匆匆的过客,总是易于腐朽的。

人生,不过是向上天借来的一段光阴,借条也许是打过的。上天把我们送到这个世界之后,便把我们遗忘了。于是,我们独自在阳光下欢笑流泪,在午夜梦回时低吟浅唱;于是,我们在日落的斑驳光影里怀想往事一幕幕,在一个清晨或黄昏抬头看上这个世界最后一眼……

一些小小陶醉,一点浅浅徘徊,也就是人生了吧。然后某天,上天会突然好心地记起我们这个被他遗忘的孩子,于是他不由分说地连本带利将一切收回,一切又回归为“零”的原始状态。

是“过客”的同时,我们又必定是个“归人”。因为既然是“客”,就必定想回到自己的家,只有那样才能心安理得,“金窝银窝,不如自己的草窝”。佛家即把人生比作“客居”,《楞严经》中说:“譬如行客,投寄旅亭,宿食事毕,俶装前途,不遑安住。若实主人,自无攸往。”

人生就像旅馆,我们来也匆匆、去也匆匆,去往何方呢?

随着年龄的增长,可能我们都有这样的感觉:

那个自己出生、成长的地方,已经不是自己真正的家了,跟父母、跟兄弟姊妹已经过于疏远了——心,不在一处了;

然后我们组建了自己的小家,发现这才是自己的寄托,于是把另一半、把子女当成了自己的家;

人过中年,耄耋将至,儿女成群子孙满堂,看着这些骨肉亲人,突然发现,家——也并不在这里。

这让人想到了一辈子受尽妻子唠叨、埋怨的托尔斯泰,在1910年10月28日凌晨——他生命当中的最后几天,已经是风烛残年的他终于鼓足勇气戴上礼帽、拿起拐杖,一个人倔强地走出了家门。

在离家出走之前,于去向问题上虽然没有明确的打算,但托翁还是考虑过的“到国外什么地方去……比如去保加利亚……或者去诺沃切尔卡斯克,或者再往前走,去高加索……去哪里都一样,只要不去托尔斯泰信徒聚居地,找一间农民的小木屋……”

在上述地区和国家,托翁既没有领地也没有别墅,也就是说,他其实是打算做一个寓公,当一个房客。结果也如他所愿,几天后,托翁永远地趴在了由一个家通向另一个家的路上。他要寻找一个真正的家,但家,在哪里呢?

汤显祖尝言:“人之视蚁,细碎营营,去不知所为,行不知所往,意之皆为居食事尔……世人妄以眷属富贵影像执为吾想,不知虚空中一大穴也。倏来而去,有何家之可到哉。”

难道真如卡夫卡所说:目的虽有,道路却无;我们谓之路者,乃踌躇也?离开这里,离开当下,这就是我们的目的吗?生活,真的“在别处”吗?我们为何如此彷徨不安呢?

因为,这颗心不安。

诗人白居易曾经这样吟叹:“身心安处为吾土,岂限长安与洛阳”,“我生本无处,心安即归处”。

所谓“吾心安处是吾乡”,还乡既是休歇,也是心灵的重新归位。心灵业已抵达一个熟稔之地,有如财产失而复得。

人们常说战争的目的是终止战争、恢复和平,与此相似,所有心理活动的目的也是终止活动、恢复宁静。心,总是不喜欢被打扰的,其厌恶令人烦扰和忧心的不确定性的程度,不亚于武大郎之厌恶西门庆、武二郎之厌恶潘金莲。

我们的心就像更年期的女人,总是渴望安宁,却又总是莫名地烦躁。每一次它从安宁状态出发,都包含着历经躁动然后回归安宁的深切意愿。

问题被提出来,就是为了得到解答,或者没有答案而不了了之;涌现出来,就是为了得到满足,或者没有得到满足而被压抑下去。总之就是,心不能忍受那种惶惶然而毫无归宿的状态。

然而,为了像治病一样快速解决问题,扰人的不确定性和疑惑常常被我们草草打发掉。人们迫不及待地接受种种理论、权威、信仰、大师、救世主的统治,不经过自己的理性分析就把各种圣经、圣人变成自己的救命稻草。这就跟原始人在发现了性的巨大乐趣之后,就产生了生殖崇拜一样盲目、无厘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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