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国的历史上，同朝为官，经历惊人相似的，除了亲兄弟（如苏轼与苏辙等），可以说，孙家鼐与翁同龢是数一数二的。

一、出身相似，兄弟皆是摘桂高手

据孙家鼐在殿试卷上亲笔填写的履历：“应殿试举人、臣孙家鼐，年叁拾一岁，安徽凤阳府寿州人，由拔贡生应咸丰元年顺天乡试中式，由举人应咸丰九年会试中式，恭应殿试。谨将三代脚色开具于后：曾祖士谦不仕，故；祖克伟不仕，故；父崇祖仕，故。”

孙家鼐的曾祖父、祖父，都是商人。父亲孙崇祖开始投身科举，考取贡生⑵，后来由于教学成绩突出，逐级提拔，最后担任池州府教授⑶。

孙崇祖教子有方，他撰写的一副对联情深意切，流传至今：

光阴迅速，纵终日读书习字能得几多？恐至老无闻，趁此时埋头用力；

世事艰难，即寻常吃饭穿衣谈何容易！惟将勤补拙，免他年仰面求人。

孙崇祖生育五子，个个都是读书苗子。长子家泽率先垂范，21岁中举，24岁考取进士，相继担任内阁中书、国史馆分校、礼部祠祭司主事。32岁英年早逝，著有《笔花轩经艺》。

次子家铎不甘落后，24岁中举，26岁金榜题名，担任江西广信府河口镇同知、瑞安府知府等职。同治十年(1871)，与熊松之一起，编纂《高安县志》二十八卷。

三子家怿学业有成，31岁成为举人，实授刑部员外郎、奉天司行走等职。光绪十九年（1893年），编辑《孙氏族谱》六卷。

四子家丞少年得志，入京朝考（大省6人，中省4人，小省2人），夺得一等优贡，当即被提升为浙江乐清知县⑷，后来任补用直隶州知州。他勤政爱民，循声卓著，工诗善文，著有《淮淝诗文稿》。

相比之下，翁同龢出身更为高贵，兄弟三人，个个都非凡物。

翁同龢是江苏常熟人。曾祖父翁谦，布衣；祖父翁咸封，字子晋，号紫书，晚号潜虚，乾隆四十八年（1783）中举，嘉庆三年（1798）任海州（今江苏省连云港市）学正⑸，一待就是12年。由于收入菲薄，家庭负担重，常常喝菜糊糊充饥。他尽职尽责，鞠躬尽瘁，死在任上。海州人民为了纪念他，坚请朝廷，将他公举入祀海州名宦祠（学正官小职卑，本来没有入祀资格），予以纪念。

翁咸封的儿子翁心存（1791—1862），字二铭，号邃庵。道光二年（1822）进士。道光十七年（1837），任上书房师傅，直至升为总师傅，教授咸丰帝、恭亲王奕?、惠郡王绵愉等；晚年，又奉命入值弘德殿，侍读同治帝。历任工、刑、户等部尚书，成为朝廷重臣。咸丰八年（1858），官拜体仁阁大学士，显赫一时。死后，赠太子太保，谥文端，入祀贤良祠。著有《知止斋诗集》、《翁心存日记》等。

到了翁同龢这一代，常熟翁家更是名扬四海。

大哥翁同书(1810—1865)，字祖庚，号药房。道光二十年(1840年)进士，曾任翰林院编修、贵州学政、詹事府任少詹事。咸丰八年（1858年），担任安徽巡抚，成为封疆大吏，期间，正是太平军血洗江淮大地之际，定远失守，他弃城逃到寿州，致使绅练仇杀，酿成“寿州血案”之事。寿州城陷后，奏报情形又前后矛盾，被曾国藩严词弹劾（据说是李鸿章奉命代为起草的），关押进京师死牢。次年，被发配新疆伊犁。后来病死在甘肃花马池,朝廷鉴于他在平定回族叛乱时有功，下令他开复原官,并追赠左都御史,赐谥号文勤。著有《药房诗文集》、《文勤杂著》等。

二哥翁同爵（1814—1877），咸丰年间，由荫生而任兵部主事、盐运使等。同治朝，累迁陕西布政使、湖北巡抚。著有《皇朝兵制考略》。

二、同是状元，属于同龄人

俗话说，后来居上。这句话，在孙家鼐和翁同龢身上得以完美体现。

孙家鼐生于道光七年三月十二日（1827年4月7日），兄弟姐妹8个（五男、三女），他排行“老疙瘩”；而翁同龢生于道光十年四月二十七日（1830年5月19日），兄弟姐妹六个（四男、二女，三哥早夭），他的排行也是“老疙瘩”。

咸丰元年（1851），咸丰皇帝即位，在恩科⑹顺天府乡试中，25岁的孙家鼐成为举人。次年，是正科乡试，翁同龢也如愿中举。同一年，孙家鼐三哥家怿与本家哥哥家縠，双双中举，成为翁同龢的“年兄”。

到了咸丰六年（1856年，丙辰科），是正科会试。全国举子跃跃欲试，都希望金榜题名、一鸣惊人。翁同龢身在京城，作为额外主事，担任刑部江西司行走，每日公务之余，潜心功课，又得到身为帝师、时任户部右侍郎的老父亲的悉心指点，所以，对于这次大比志在必得。果然，他在殿试中一鸣惊人，夺得状元。

本来，孙家鼐也是准备参加这次会试的。可是，“烽火照江水，戎马躏郊邑。”道光三十年十二月十日（1851年1月11日），洪秀全领导拜上帝会众万人，在广西桂平金田村起义。随后，太平军自西南杀向东南，所向披靡。1853年3月29日，定都江宁（今称南京），更名天京。然后，太平军举师北伐，越过长江，向江北挺进。江淮之间，历来是兵家必争之地。与此同时，淮北地区爆发捻军起义，与太平军形成南北呼应，其势力波及皖、苏、鲁、豫等省，存在了18年之久。“自咸丰元年至同治六年，十七年间停科者共十四个省，除顺天、山西外，盖无有不停试之省。”（商衍鎏语）兵荒马乱的，各省的乡试都不得不停考了，该省的举人进京之路中断，对于会试，举子们只好望京兴叹。

为了阻击太平军，绞杀捻军，湘军、安徽团练分别在曾国藩、袁甲三等人的指挥下，配合清军，在淮河两岸，与太平军、捻军展开拉锯战，连续几年，寿州地区烽烟四起、十室九空。孙家鼐作为寿州知州金光筯的幕僚，也参加了“剿匪”战争。连续三年，出生入死。耽误了丙辰科会试。假如咸丰六年，孙家鼐也进京赶考，是不是翁同龢独占鳌头，只有天知道。

到了咸丰九年（1859年，已未科），太平天国经过几次内讧，元气大伤，局势已被清廷掌控。捻军也在清军的绞杀下，势力锐减。在家人、亲友的多次规劝下，孙家鼐抱着无所谓的态度，从容起程。答卷时，他不慌不忙，文思泉涌。三场考试下来，获得贡士，离进士仅有一步之遥。犹如研究生学历，要想获得硕士学位，还要通过论文答辩。而贡士迈向进士的最后一级台阶，是殿试，也就是在紫禁城的保和殿里，以皇上名义组织考试（有时，皇帝也分亲自到场监考）。很多人，就是因为这一步没迈好，而与进士失之交臂，落下终生遗憾。孙家鼐却感到无所谓，因为能获得贡士，他已经可以向父老乡亲交差了。所以，他拿到殿试对策试题，认真地看了一遍，试题要求考生从崇学、课史、正儒、治军四个方面分别阐述自己的观点；然后，他闭目思考了一下，几年来的战斗生活的磨练，让他的视野更加开阔，思想更加成熟，分析问题、解决问题的能力明显提高。于是，他舔笔挥毫，一气呵成，雪白的考卷上留下了1970多个俊秀的楷书：

臣对。臣闻建极者敛福之原，知人者安民之本，学古者入官之要，整军者制胜之资。载稽往籍，《易》占进德，《书》纪奋庸，《礼》重上贤，《诗》歌整旅。古帝王握镜临宸，执枢斟化，以勤念典，则逊敏昭也；以励赞襄，则明良会也；以宏乐育，则陶淑周也；以诘戎兵，则承平奏也……

当科考试的前三名：状元孙家鼐、榜眼孙念祖、探花李文田。孙家鼐成为有清一朝二百多年，安徽江北广大地区唯一的一个状元郎。而榜眼、探花后来也都成为晚清政坛上的佼佼者。其中，孙念祖担任过翰林院编修、湖北学政、贵州镇远府知府等，李文田官至礼部侍郎（从二品），是清代著名的蒙古史家和碑学名家。

三、同朝为官，都是官运亨通

在民间戏剧中，一个人一旦高中状元，便会由皇帝做主，招为驸马，青云直上。实际上，这种情况不能说没有，即使有，也是极少的。这是因为，一是科举考试，犹如彩票中大奖，比例很少：清朝276年间，全国两至三年举行一次大比，进士、同进士最多的一次是399人，最少一次仅有81人，平均每科二三百人左右，而当时全国人口有4亿之众，有资格参加会试的举人数以万计，难度可见一斑；而高中状元，好比是彩票中了亿量级的特等奖，一般学子不经过几十年的“头悬粱、锥刺骨”，休想金銮殿折桂。据统计，清朝状元夺魁时，平均年龄是35岁。而当时的婚龄普遍较早，18岁的男子，大都完婚。等考中状元，已经妻妾成群、儿孙满堂。皇帝的公主，都是金枝玉叶，岂肯下嫁给状元郎做陪房？

当然，考中状元，不仅名声好听，而且也很实惠，可以为今后的仕途晋升打下一个好平台：

按照规定，清朝科举分为院试（府级，由省里的提督学政主持，考秀才）、乡试（省级，由皇帝任命的正、副主考官主持，考举人）、会试（集中全国举人会同考试，中央级，由礼部主持，王大臣监考，考贡士）、殿试（皇帝亲自出题，读卷大臣负责阅卷，也叫御试、廷试、廷对等，考进士）殿试之后，录取者分为三个档次：一甲三人（状元、榜眼、探花），赐进士及第；二甲一百人左右，赐进士出身；三甲人数最多，二百来人，赐同进士出身。

进士及第者，当即授官。状元授予翰林院修撰，从六品；榜眼、探花授予翰林院编修，正七品。

进士出身和同进士出身者，不能即时授官，而要在殿试后第三天，举行朝考，再分出三等。一等为庶吉士，约占参加考试总人数的二成，授予主事；其余的，分别授予内阁主事、知县分省即用等。很显然，主事的品级不可能高于正七品。作为新科进士、未到任候补工部主事，在红顶如云、官大一品压死人的晚清京师政坛，康有为的社会政治地位之低可想而知。

翰林院，是皇家储备人才之所，主要负责编修国史、编纂皇帝的起居注、进讲经史等。它的名声好听，却是个清水衙门，翰林的收入菲薄。但人们为何以翰林为荣呢？这是因为，翰林有机会接近皇帝，如得到皇上赏识，荣华富贵不在话下；如果被皇上派到各省担任学正或主考官，你不想发财都不可以。翰林就像现在的领导秘书一样，是升官发财的一条终南捷径。而且，清朝政坛有个“潜规则”，当大学士的人，履历上大多有“翰林”二字。

因此，翁同龢与孙家鼐两人高中状元以后，仕途上都是，一帆风顺，步步高升：

翁同龢 孙家鼐

职务 年龄 距离科举时间 距离前次任职时间 年龄 距离科举时间 距离前次任职时间

学政 29岁 2年 33岁 5年

日讲起居注官 33岁 6年 4年 42岁 9年 4年

上书房行走 39岁 12年 6年 42岁

内阁

学士 42岁

15年

3年

53岁

20年

1年

毓庆宫行走 47岁 20年 5年 52岁 19年 10年

刑部

尚书 50岁 23年 3年 63岁

30年 10年

协办大学士 68岁

41年

18年

72岁

39年

9年

大学士 75岁 42年 4年

清随明制，实行的是“大部制”：吏、户、礼、兵、刑、工，不设宰相，六部直接对皇帝负责。六部尚书满、汉各一人，都是从一品，但“权归满人”，汉官只能仰人鼻息，听人摆弄。大学士（含协办大学士一个）6个位置，正一品，缺一个补一个，职级上相当于宰相，并无宰相之实权。在官员众多、有人候补一辈子也捞不到一官半职的情况下，翁同龢与孙家鼐分别用40年左右的时间（翁41年、孙39年），爬到位极人臣的大学士高位，除了他们自身的努力、时代的机遇等之外，与他俩的状元出身，不无关系。

四、同为帝师，共育明君

从当朝道德、文章俱佳的重臣中挑选师傅，教授年幼的皇帝、王子，是封建王朝的传统。这样做的好处是，既使皇帝、王子受到最好教育，又可以通过师傅的理论联系实际，传授治国理政的具体经验。这与教书匠“空对空”的教学方法是完全不同的。而当朝官员也都以“帝王师”为最高荣耀，趋之若鹜。不用说，成为“帝王师”，不仅光宗耀祖，而且也为今后的飞黄腾达铺平了道路。

道光二年（1822年），31岁的翁心存考中进士，不久，他在大考中又脱颖而出，破格提拔为中允（正六品官），专门负责为皇后、太子提供各种服务。道光十七年（1837年），他入值上书房，兢兢业业，诲人不倦，一直做到总师傅。在30年的“帝王师”生涯中，他先后授读、指导过咸丰帝奕詝（王子中排行第七）、恭亲王奕訢（王子中排行第六，俗称“鬼子六”）、惇亲王奕誴（王子中排行第五）等，深受朝野器重。同治四年(1865年)，翁同龢被慈禧太后看好，子承父业，奉旨在弘德殿行走，授读同治帝，给他讲授《帝鉴图说》、《圣祖廷训格言》、《清朝开国方略》等，慈禧太后非常满意，多次表扬他“入值甚勤”、“讲授有方”。

同治七年（1868年）九月，孙家鼐也奉旨来到上书房，教授惠亲王爱新觉罗·绵愉⑺的儿子奕询、奕谟。自此，孙家鼐与翁同龢成为同事。

但是，同治帝常常闹病，上课无精打采，“精神散极，嬉笑言动，无可著力”，加上翁同龢与同事徐桐等矛盾日益突显，深感郁闷。1871年，母亲逝世，他按照规定，回籍丁忧⑻，正式离开上书房。

1875年1月25日，同治帝突患疾病，一命归西，年仅19岁。随后，年仅4岁的爱新觉罗·载湉即位，改年号光绪，史称光绪帝。他的父亲是醇亲王奕譞，生母叶赫那拉·婉贞为慈禧皇太后亲妹妹。从婆家的角度看，奕譞为咸丰帝的异母弟，慈禧太后是光绪帝的婶婶；而从娘家的角度看，慈禧太后则是光绪帝的大姨。

光绪元年十二月(1876年1月)，翁同龢意外地收到一道懿旨，令他去毓庆宫授读光绪帝。翁同龢掂量再三，却意外地上了一份奏折《为披沥下忱恳请两宫皇太后收回成命折》，婉言谢绝：

……臣衰疾之余，智力短浅，自问已难称职。若复缅颜就列，必至有负圣恩。惟有叩恳两宫皇太后收回恩命，别简贤能，臣不胜惶悚激切待命之至。

但是，慈禧太后坚决不允。胳膊拧不过大腿。翁同龢别无选择，只得走马上任，耐心地给小光绪讲解图文并茂的《帝鉴图说》。等光绪长大，又陆续讲授《四书》、《左传》和《公羊》等国学经典……

三年后，孙家鼐奉懿旨，也担任了毓庆宫行走，翁、孙二人再度共事，一起担负起培养光绪帝的重任。

光绪帝的汉族师傅先后还有夏同善、张家襄、孙诒经等人，但翁同龢与孙家鼐同事时间最长，配合得也最为默契。从1879年至1894年间，每年两个人的交往都有30多次。两个人不仅向光绪帝系统传授儒家之经、帝王之术、治国之道，而且，还能与时俱进，结合时政和社会思潮，通过进呈新书等形式，向光绪帝灌输新知识、新观念，为培养光绪帝的维新变法思想打下了坚实基础。在《日记》中，翁同龢做了详细记载：

1885年4月，进呈魏源的《海国图志》；

1889年1月，进呈钱恂的《中外交涉表》；

1890年7月，进呈钱恂的《通商出入表》、《关税出入表》，出国《游历诸臣日记》，曾纪泽荐呈汉译西学新书16种；

1893年4月，安排资深外交官张德彝⑼进讲西国近事；

1897年5月，进呈黄遵宪的《日本国志》……

由于义和团运动中，孙府遭到官兵、义和团员的洗劫，大量财物、图书、手稿和《日记》被劫走或烧毁。在培养、教育光绪帝时，孙家鼐做了哪些具体工作，目前能见到的证据不多，但也能一斑窥豹，说明问题：

其一、1871年7月25日 (同治十年六月初八日)。“竟日浓阴欲雨。……邀孙燮臣便饭，主客二人，自戌初谈至亥正而散。燮臣以母老乞养，进退倬然，其议论和平中正，洵有道之士矣。……又曰：‘上果以尧舜汤武为心，必有尧舜汤武之佐。胆生于识，识生于上下千古之议论。’亦名言也。”⑽

尧舜是唐尧、虞舜的合称，都是远古传说中的圣主明君；汤武是商汤王、周武王的合称，都是替天行道，分别举兵推翻了残暴的夏桀王、商纣王，成为商朝、周朝的开国帝王。尧舜汤武是有胆识、有作为、有创新的皇帝的楷模。作为帝师，孙家鼐坚信如果皇上“果以尧舜汤武为心，”那么，身旁就会出现像伊尹、姜尚（字子牙）这样忠心耿耿、才智超群的谋臣，辅佐他建功立业，名垂青史。一席话言简意赅，折射出孙家鼐胸怀大志、不甘守成的政治抱负。

其二、1879年4月24日，《翁同龢日记》写道：“读极顺，燮臣始将《大学衍义辑要》进讲。”《大学衍义辑要》（六卷）是由一代名宦陈宏谋编著。《清史稿·列传·陈宏谋传》评价道：

乾隆间论疆史之贤者，尹继善与陈宏谋其最也。尹继善宽和敏达，临事恒若有余；宏谋劳心焦思，不遑夙夜，而民感之则同。宏谋学尤醇，所至惓惓民生风俗，古所谓大儒之效也。于义督军储、策水利，皆秩秩有条理。大受刚正，属史惮之若神明，然论政重大体，非苟为苛察者比。允随镇南疆久，泽民之尤大者，航金沙江障洱海，去后民思，与江南之怀尹继善、陈宏谋略相等。

《大学》是儒家经典，与《中庸》、《论语》、《孟子》并称“四书”。《大学》提出的“三纲领”（明明德、亲民、止于至善）和“八条目”（格物、致知、诚意、正心、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强调修身是治人的前提，修身的目的是为了治国、平天下，说明治国、平天下和个人的正心、修身是一致的。《大学衍义辑要》是研读《大学》的重要著作。同年11月18日，翁同龢在《日记》评价说：“燮臣讲书详细也。”⑾对于为人比较挑剔的翁同龢来说，这一评语十分难得。

其三、1898 年 7 月17日，百日维新进行期间，孙家鼐见康梁乱政企图日趋现形，群臣莫衷一是，朝野乱做一团，变法缺乏理论指导，于是，上了一道《请饬刷印颁行疏》，建议将冯桂芬的《校邠庐抗议》⑿刷印一二千部，“发交部院卿寺堂司各官，发到后，限十日，令堂司各官，将其书中某条可行，某条可不行，一一签出；或各注简明论说，由各堂官送还军机处，择其签出可行之多者，由军机大臣进呈御览，请旨施行。如此，则变法宜民，出于公论，庶几人情大顺，下令如流水之源也；且堂司各官签出论说，皇上亦可借以考其人之识见，尤为观人之一法。”在《请饬刷印颁行疏》中，孙家鼐回忆说：

臣昔侍从书斋，曾以原任詹事府中允冯桂芬《校邠庐抗议》一书进呈，又以安徽青阳县知县汤寿潜《危言》进呈，又以候选道郑观应《盛世危言》进呈，其书皆主变法，臣亦欲皇上留心阅看，采择施行。

这说明，早年间，孙家鼐也像翁同龢一样，陆续向光绪帝进呈了《校邠庐抗议》、《危言》、《盛世危言》等倡言变法的著述。至于光绪帝亲政后，翁同龢给他读讲的《校邠庐抗议》，是翁同龢自己进呈的，还是使用孙家鼐进呈的那一部，属于细枝末节，似乎不必再耗费精力去做烦琐考证。

其四、李提摩太是著名的英国传教士，也是著名教育家，曾创办山西大学。在《亲历晚清四十五年》一书中，他回忆道：

（1895年）10月12日，我同光绪皇帝的师傅孙家鼐进行了一个多小时的谈话。接受了李鸿章总督的建议，我像跟皇帝本人谈话一样与他交谈。他是李鸿章的老乡，也是安徽人，当时已经有六十多岁。我发现，他是所有中国官员中最有教养、最具绅士风度的人之一。第一次见面时，他告诉我，有两个月的时间，他每天都为皇上读我翻译的麦肯西的《泰西新史揽要》。

这说明，作为帝师，孙家鼐在中外人士心目中的地位是崇高的，更说明，孙家鼐在培养光绪帝的变法思想、国际视野上，与翁同龢一样，是一以贯之、不遗余力的。所以，在《新编古春风楼琐记》中，高拜石断定：“二人亦儒重忠恳，德宗得其濡沃（滋润，此指施教），锐意讲求新政，翁、孙实有以启之。”

五、忠君爱国，都有赤子之心

晚清时期，内忧外患接连不断，被人们称做中国“三千年未有之大变局”。犹如垂死之人，多症并发，即使扁鹊、华佗在世，也无回天之力。这一切都预示着，绵延几千年的封建独裁制度，在波澜壮阔的时代大潮面前，即将推出历史舞台。

当局者迷。

作为朝廷重臣，光绪帝的左膀右臂，孙家鼐与翁同龢还是兢兢业业、任劳任怨，并在一些关系到国家、民族命运的大是大非问题上，竭尽所能，忠君爱国。

民国年间，由著名学者丁祖荫主纂的《重修常昭合志·翁同龢传》指出：

同龢忠孝源清，读书糜不贯彻，尤遽于性理，屡司文柄，擢经术渊通之彦，平居延揽人才，虚心下士，一时叹为莫及。事亲竭终身之慕，忧国之心时见于词色。

由于“同龢以世受国恩，当时事维坚，投艰遗大，朝夕尤劳，冀得图报于万一。其在讲帷也，于列圣遗训、古今治乱，反复陈说，曲尽其理；其调和宫廷，以圣孝为本；其阐明政要，以忧勤为先。尤能真言极谏，造膝事秘，世莫得闻。章疏又强半焚稿，”所以，很多事情，不为外人所知。只有这么几件事，记录在案：“请止临幸王府，请罢修圆明园，请省宫禁一切工程，免外省传办各物，皆蒙嘉纳。”⒀每一件，都是彪炳史册、造福国家的。

同样，孙家鼐为官数十年，位高权重，但“公每有建白，动关大计，不求人知，亦罕有知者。”而且，他的家曾经被兵痞和义和团员们洗劫，作为侄女婿的龚心铭“获侍左右，每于燕间稍稍窥见一二，附志于此，以告海内有识之士”：

甲午之役，举朝言战，公独力言：衅不可开；平壤失挫，京师戒严，公又力阻迁都之议，卒赖以安向微。公言：根本动摇将至，不可收拾。……若夫戊戌变法，公实主其议，而惟以正人心、遏乱萌为宗旨。盖公之于学无间中外新旧，要在放之而准，措之而安，初不为一身声誉计，故其思深虑远有如此者。⒁

在《异辞录》中，知情人刘体智⒂则写道：

甲午之后，慈眷大替，不得不屈于麟相。孙文正素性严正，戊戌变法，时有献替。及慈圣（即慈禧太后）听政，谗者以公曾进《校邠庐抗议》一书，遂有官制之改革，摭拾书中节目，上达天听。慈圣闻之，微愠云：“不意孙家鼐亦附和。”外间揣测，以为公将得罪。是时公为吏部尚书，兼管顺天府尹。

还有一件事，更为具体、生动地反映了孙家鼐的国格：

1898年8月10日，孙家鼐突然接到总署的《为义国（即意大利）公使荐义国教习事咨大学堂》公文及抄件《义萨署使来照会》，《照会》写道“……该章程各国言语教习内，并未载义国言语教习，此系遗忘无疑。义国之言，诸国中之最古最佳者也。……将来除英、俄、德等国言语之外，仍教义言，并请义师教授。”

一周后，总署又转来德国公使海靖的《照会》。海靖对京师大学堂教习分配方案说三道四：“第五章第三节内，定设英文分教习十二人，英人、华人各六。德国分教习一人，或用德人，或用华人……查如此布置，实于均称相抵之道大有不符之处，且于中国国体自主权大有妨碍。”进而，他提出“瓜分”西学教习名额的无理要求：“如各国文学共设教习十五人，均系五大国之人。若聘请德国教习三人，如此方为公允。又查，该章程内定，专门学校十种分教习各一人，共十人，内亦须聘请德国人二人”。

弱国无外交啊。两个照会，意大利和德国一唱一和，事关中外关系，处理起来非常棘手。同意他们的无理要求，中国主权就会受到损害；如果拒绝，他们能善罢甘休吗？酿成争端怎么办？弄不好会引火烧身。经过深思熟虑，8月26日，在《拟拒德、意自荐教习咨复总署》中，孙家鼐旗帜鲜明地答复：

查中国开设大学堂乃中国内政，与通商事体不同，岂能比较一律。德国、意国大臣似不应于干预。相应移复贵衙门可也。

德国闭嘴了，意大利却不死心。9月7日，意大利驻华领事乔瑟普?萨尔瓦格?拉奇气势汹汹，进了总署，要求张荫桓（时任总理各国事务大臣）立即向光绪帝转达他们的抗议。迟迟未见结果，他又于9月23日，发来一个措词更加严厉的《照会》：

新开学堂，华士学习西洋学课，今切不可废置义文、免用义国教习。义国原属近世学文之兴起之国。万国内法、天文、格致等类，均系义人开创。华人非不知其事。古时聘用出名义师如利玛窦等人，勉力大利于中国兴起学问，而不知此事者，便为老年传教、并无学问之人，实未得欧洲开教之据。此人前次误派同文馆，因其无能，则同文馆创设多年，至今并无成效之势。兹又闻此人管理新设大学堂。查原编辑学堂章程者遗忘义国。本署大臣提及此误，仍请总署管学大臣添改章程……如不将外国大臣之请奏明，此事即违背大皇帝之谕旨！

接到这个《照会》时，慈禧已在开杀戒，北京城时已陷入白色恐怖之中。孙家鼐却大义凛然，接到总署转来的《照会》第二天，他就义正词严地答复：

查本大臣办理大学堂，皆遵照贵衙门原奏章程，期于中外交涉语言文字相通而已，非必各国皆有教习也。且中外交涉者，共十余国。若各国皆荐教习，贵衙门何以应之？仍请贵衙门斟酌回复可也。

遥想当年，清政府“外战外行、内战内行”，对西方列强、东方“土豪”（日本）俯首帖耳，极尽谄媚之能事，孙家鼐却在“新法悉罢，独留家鼐为管学大臣，刚毅、徐桐嫉之，时相齿+奇齿+乞（yihe，意为陷害、倾轧）”⒃之时，为捍卫中国的主权，对列强的无理要求一再说“不”，其民族气节、爱国情怀真是无需言表、可敬可佩！